1937年初3个错误认知, 如何让日本不得不, 对华摆出温和姿态?

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日本自“重新认识中国”后，在检讨自身与重估中国两个方面出现的主要观点。在对中国的评价上它含有一些明显的错误，譬如对中国军事实力与国内统一程度的夸张等。

但是，与日本过去的认识相比，其中也确实呈现出不少可称之为“亮点”的成分。

因此，从它们于1937年1月初陆续传到中国后，中国的很多媒体既指出其不足，又予以积极的介绍及一定的好评。譬如，对近卫的元旦论文，中央社电讯强调作者“为日本新进政治家中最有望之人物”，“近卫之文，殆可代表日本大多数人民之心理”，“今岁中日关系之发展，或将与近卫之怀抱相距不甚远也。”

《北京新报》则肯定近卫元旦论文和《朝日新闻》1月6日的社论具有卓越的见识。对2月15日林铣十郎在议会发表的前述演说，中央社指出“其措辞颇值注意，盖与前各外相所发表者不同，尤以广田、有田所持之三原则林氏未提只字”；天津《大公报》则用大标题强调“林铣十郎谓不欲侵略华北”。

另外，对佐藤尚武3月8日的演说，中国主要报纸更是予以详细介绍，上海《大公报》还连续发表短评与社评，称其“不失为一个划时代的宣言。在这篇宣言里，至少可以看出日本的外交当局已有企图使中日外交纳入正轨的觉悟。尊重对方的平等立场，从新起点进行对华外交云云，这都是很明快的表示”，“其语气不特比较九一八后内田之焦土外交几有隔世之感，即视广田、有田之协和外交，并见开明。”

1、“新认识”的背后

同媒体相似，国民政府在公开场合对日方出现的新认识、新姿态，也寄予期望。

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在会见川越茂大使时说：

“日本最近关于重新认识中国的议论特别是报纸所载近卫的谈话，中国的有识人士都极其重视。从一般空气来看，我感到目前出现了打开中日关系的一缕曙光。如果双方此际能以二、三个新事实显示改善邦交的途径，国民感情似有幡然一新之可能。”

对于3月8日佐藤的外交演说，刚刚取代张群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也于10日会见川越大使时，称中方舆论怀着极大好意评价佐藤的演说。在川越提议“由小到大、由易到难，逐步改善中日关系”后，王宠惠表示完全赞成。

显然，蒋介石对日本的新姿态也是抱有一定的希望的。

至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对日方推出对华温和姿态的背景的看法，则可用时任驻东京使馆代办丁绍伋的分析为代表。

他在3月8日发给南京的电报中就这个问题强调了两个原因：其一，是由于日本军人从绥远战事中看到中国有相当充实之武备，加以西安事变后中国各方团结，联俄声浪弥漫全国，始知中国人爱国观念之深切，仇日思想之普及，故深悔从前之对华认识完全错误。如不停止，中国仇日愈甚，必与苏俄携手。倘再与中共妥协，则局势完全一变，在中国关内外之日军有腹背受敌之虞，故不得不慎重。

其二，是由于日本外交之失败，故日方政府派认为惟有和华、和俄可免大战；反政府派亦知日本已陷入中俄英美之四面包围，故不得不暂停策动，以观今后。

这两个原因都涉及苏联，反映出中方和日方都很重视中日关系中的苏联因素。

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在日方新认识、新姿态刚刚出现之际，国民政府总体上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因而对其内含的局限性认识不深，应对准备也不足。

2、日本认识的局限性

具体言之，日方的局限性是由下述三个方面的障碍所造成的。

（一）中日之间在四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第一是关于日方以往行为的定性的分歧。

要调整中日邦交，首先至少要对1931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定性。对中方来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发动华北事变以“自治”名义分离华北，都是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定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前引近卫等人在检讨日本自身时，却都认为日本错的仅仅是方法层面的东西，而否认日本迄今的对华行径是侵略。这样，连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华北事变都不承认是侵略，其所谓“不侵略”的宣言就大打折扣了。因此，2月28日《大公报》提醒日方说：“要展开中日关系的新局面，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应仅限于技术的转变，尤其需要观念的转变。”

第二是关于中国抗日起因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中方的定论是，日本的侵华是因，中国的抗日是果，要中国停止抗日，日本必须首先放弃侵华。

为此，在1936年9月开始的前述中日谈判中，针对日本对“中国排日”的指责，张群曾希望日方“以冷静之态度善为考量”下述三点：

（1）消极的去除恶感；（2）积极的树立新国交；（3）认识汉奸。

但是，从前引近卫等“新认识”的倡导者的言论可见，他们都咬定中国的抗日是出于对日本的“猜疑与误解”，而反把自身的侵华说成是对中国“抗日、排日”的“自卫”。

因此，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他们认为日本要解决的仅是方法上的错误，而中国如何消除对日本的猜疑、误解才是最根本的。

近卫在其论文中还举例辩护说：中国把自身无力开发的天赋资源放之不顾，这是对苍天的亵渎。日本是为友谊而开发，对此猜疑的人属于自我侮辱，“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打倒日本’的国民性的感情冲毁了理性的判断”。

这样，他一边提倡调整邦交，一边却在实质上把中日对立的根源及改善两国关系的主要责任都推到了中方身上。

第三是关于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的分歧。

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伪满洲国”和以冀东、冀察问题为象征的“华北特殊化”。它在1936年秋季的中日交涉中就是双方对立的焦点。

当时，针对中方解决华北问题的要求，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曾托许世英转告张群，“当事态在三分时须虑到四五而了妥之，若演到四五分，仍欲就三分时情形争持不决，则事态必演进到六七分。”

张群接报后指示许世英将以下回答“婉达有田”：

“自九一八以来，中国人民总以为日本对华行动由十分而百分，而千万分，迈无止境。纵今日勉强承允所谓三分，明日仍将演变至四五分，并由四五分而进至六七分。此系普遍心理，即日人亦能了解。故今若勉强了要三分，人民必不容许。”

在日本出现对华新认识后，张群还于1937年1月20日明确告知日方：

“我国调整邦交，主在收复国权，故凡由于非法手段所造成之事实，务请贵国从速取消，同时对于足以引起未来纠纷之策动，今后务请严予避免。华北问题为调整工作之中心问题，满洲问题虽暂可缓谈，但华北现状急须改善。”“故希望贵国能以事实表示无侵略之企图，最为紧要。不然则反日情绪无以消除。”

与此相关，2月中旬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对日问题上“决定于必要时抗战，而目前则当努力从事于冀东、察北‘匪伪’之解决与求华北主权行政之完整”。

但是，与中方的这一当前目标正面相撞，林铣十郎内阁尽管推出了以“平等”与“不侵略”为旗帜的对华温和姿态，其前提却是不得触及包括东北与华北在内的所有“既成事实”。为此，他们不仅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拒绝任何谈判，而且还针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对华北的表态，在2月22日日本国会的答辩中向议员保证：冀东、冀察两个政权系基于特殊理由而诞生，符合日本的希望，故政府不会允许中方采取违反日本希望的行动。

这样，中方要求改变现状，即以取消日本非法制造的既成事实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日本却以维持现状即死保既得侵略果实为调整邦交的条件。对二者的这一分歧，时论形象地概括为：日本的条件是“已抢的不谈”，中国的前提则是“抢去的必须交还”。

第四是关于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分歧。

日本推出新姿态的目的之一，是要阻止国民政府联苏容共。因此，尽管林铣十郎和佐藤尚武在其外交演说中都没有重提前内阁的“广田三原则”，但实质上是继承了其“日中共同防共”宗旨的。

譬如，日本驻华大使馆在林内阁成立的第三天即派人访问孔祥熙，催促说：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要尽早解决，如拖延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再讨论，中国容共抗日的气势难免日益高涨。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川越茂向汪精卫重提消除容共抗日思潮的紧迫性。

汪答：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口号虽然在中国有识人士中没有市场，但一般民众与前者不同，在国难深重之际，他们往往饮鸩止渴，而不惜使国家陷入险境。国民政府现正努力启发民众认识中共之危害，但收效与否要看日本是否继续恶化两国外交关系。

汪精卫的观点与前述张的逻辑相似：“容共”在中国没有市场，但“抗日”则另当别论，因为它归根结底是由日本所造成，故解铃还须系铃人。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日本从中国各方要人那里获得的情报基本都是否认容共抗日的。

但是，2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获得内线报告，称武汉行营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训令，谓最近民众抗日意识高涨，将来中日不可能握手，只要中国以牺牲的决心准备抗日，日本就不敢轻视中国。

这使原本对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决议基本感到满意的日本外务省怀疑国民政府在容共抗日问题上可能另有秘密决定。所以，在加强对国民党探查的同时，日本亦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动向。

2月25日，川越茂向东京报告说，最近中共频频释放与国民党妥协的信号，中国要人对此看法不同：

陈立夫（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等抱乐观态度者认为，中共已经醒悟，认识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特别是在西安事变时，中共遭到普遍的谴责，军队亦已陷入困境，所以中共已开始转向；持悲观态度者认为，中共目前的做法完全是出自其一贯的欺骗策略，国民政府如受其影响而放松反共，将来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会遭遇严重后果；《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则认为，上述乐观论和悲观论都属极端看法，中共眼看大势已去，急于另找活路，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它也许只是共产党的隐身术，而国民政府也不会轻易上当。

3月2日，准备回国述职的许世英大使到日本外务省辞行，日方向许世英强调，日本虽然大致能够理解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防共问题及对日问题上所表明的方针，但宣言仅是表面上的东西，内部的情形不甚明白，故仍然有疑虑。其中，防共是日本最关心的问题，切望中方坚持三中全会宣言的宗旨。另外，日本希望中国从技术、经济、学术等非政治性的领域开始，加快招聘日本顾问。

日本的这些要求都意味着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继续干涉。但从中方来说，如后文将详述的，西安事变以后，不仅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主流派更加坚决地拒绝和日本共同防共，而且被日本视为亲日派的汪精卫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据雨宫巽结合自身经历介绍，1935年1月24日，汪精卫曾主动向日本提议“共同讨伐共产党军队及共产主义”，但西安事变以后汪却称“防共是中国自己的事，不必借助他国之力。”

很明显，在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之间的分歧也未因日本推出温和姿态而消除。

（二）温和姿态提倡者的心理纠结

在确认过上述四大分歧后，还要看到，在它们的制约下，对华温和姿态的提倡者在如何贯彻这一姿态的问题上怀有深刻的心理纠结。

它们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问题。

首先，对华温和姿态的提倡者看到了中国的统一难以阻挡，也认识到过去分裂中国的政策反而促成了中国人的抗日意识，所以提出了支持中国统一的意见。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所认可的中国统一，在范围上不仅完全排除了“伪满洲国”，而且在华北也要扣除被他们称为既成事实的地方，因此是很不完整的统一。更有甚者，即使对这种不完整的统一，他们在说支援的时候，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

譬如，横井忠雄在其前述意见书中说：

“历史证明，两强接壤往往利害相异，故永年相争，相互敌视。就此而言，我国讨厌中国的统一与强大，以中国内部数种势力分立对峙为对日有利。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亦以如此施策为高明，自有其理。”

他接着说：在日本驱逐欧美势力出东亚之后，倘若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残存于侧，无疑是事关日本百年大计的重大问题。然而，日本当前的课题，是在出现这种状态之前，先解决好事关本国存亡的众多现实问题。在欧美列强对日不断加重压力之时，邻邦中国亦欲倒戈伐日，此为日本面对的最大危险。为了打破这种形势，目前必须以日中共存共荣为念。

从这两段论述不难看出，横井是为了优先对付欧美，而提议先通过支持统一来消除中国的抗日意识，防止出现中国配合欧美“倒戈伐日”的“最大危险”。换言之，他主张的支持中国统一，只是一种重在当前需要的权宜之计，对于中国统一后的将来，他对内心的不安是不加掩饰的。

其次，对华温和姿态的提倡者一边意识到日本若要缓和中国的抗日意识至少在方法上必须对中国转取柔软态度，一边又非常担心己方由强硬转取柔软后，反而在效果上造成两种适得其反的副作用：

第一，中方因日本示弱而认为日本已经自认衰落、对华退却，从而不但变得更加“不怕日本”，而且乘机向日本步步紧逼。因此，横井忠雄在建议改善对华关系的时候就指出，“中国人趋炎附势的事大思想根深蒂固，我若轻易示以善意，反而有令其得意忘形之虞。”楠本实隆在他的前述意见书中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提醒说：调整日中邦交不应由日方主动发起，而应静待中方首先提议。、

第二，与此相关，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要求将步步加码，日本如作出局部妥协必招致全局的崩溃。关于这一点，日本驻青岛武官2月11日即致电东京报告他对当地的观察说：最近日本稍稍放低了一下身段，中国就愈发觉得日本不足畏，在各方面都明显地暴露出侮日态度，甚至提出触及华北等问题的跃进性要求。所以，日本的一步退却必将招致中方的数十步前进而最终走向战争。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中国不再害怕日本”的背景，日本内部除了有前文介绍过的从自身对华方法的过分强硬找原因的意见外，还有一种相反的看法，即认为是由于日本在1936年的对华交涉中缺乏以武力贯彻要求的意志，故使中国产生了日本仅是空言恐吓的印象。

须磨弥吉郎是后一种意见的积极主张者。据此，他反复强调：放软对华姿态只会促使中方愈加对日强硬，故日本必须保持由行使武力作支撑的高压态度。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认为日本的错误不是强硬过头，而是强硬不足。很明显，它进一步加剧了温和姿态提倡者的心理纠结。

（三）强硬论者对“佐藤外交”的反对

对华温和姿态的提倡者既在根本原则上和中方存在着重大分歧，又同时受到自身心理矛盾的煎熬，在这二者的交相制约下，以“佐藤外交”命名的温和姿态本身很难化为有效的实际行动。问题是，即使是这种性质的温和姿态也未能成为日本各界的共识。因此，它虽然以林内阁“佐藤外交”的形式出现，实际上一开始就遭到了对华强硬派的激烈反对。

譬如，在中国媒体对佐藤尚武3月8日的演说加以好评后，日本的很多媒体反而感到不快，一些报纸报导中方反应时用的大标题是“中国翘尾巴了”，有的报纸还讽刺中国对目前时局的认识暴露了其“不知日本现实”的弱点。

对于媒体所代言的民间的这种反应，著名的评论家清泽洌当时就指出：带国民性的倾向和非常时局的推进都不会衰落，因为国人没有知识却有信仰，所以我对佐藤外交的前途不敢乐观。这个“不敢乐观”所强调的“国民性的倾向”和“信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带普遍性的心态。它说明，其时对中国的鄙视及对强力扩张在华权益的崇尚已经渗透于日本的各个角落。

民间如此，日本军方就更突出了。尽管林铣十郎是陆军出身，在九一八事变时其作为驻朝鲜日军的司令官曾擅自出动军队到中国配合关东军的进攻，这次在组阁后他也积极配合军部对军备预算的要求，但是，对林内阁在中国问题上的表态，关东军还是一开始就公开反对，并继续独自推进华北分离工作。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参谋长为此在3月上旬就警告东京说：关东军从其对苏准备等工作出发，依然持有相当急进的强硬意见，取消冀察政权问题对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都有微妙影响，必须慎重研究。

另外，在议会中反对对华温和的声音也很强烈，而且其主要理由也是对“副作用”的担心。

譬如，在3月11日的议会辩论中有议员质问佐藤尚武：你呼吁改善日中关系，是否反而促使中国对日本产生误解？

伪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是帝国的一贯外交方针，与伪满洲国接壤的华北的治安及经济开发也是我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它们会不会也因为你提倡平等而使外界以为我们已经发生动摇？佐藤回答说：日本绝不会同意把伪满洲国作为问题，关于对华方针，“我方应以忍耐态度来维持，直至对方改变态度”。

结果，这最后的一句话又遭到议员的谴责，致使佐藤不得不在12日就此作出下述解释：

“‘我方应以忍耐态度来维持，直至对方改变态度’的前提，是双方都以国际正义为基础。如中方践踏国际正义或伤害我尊严，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换言之，在这种场合我国不会妥协。鄙人不仅不否认日满关系密不可分，还认为应该进一步强化之。”

（正文完）